胡耀邦：共产党人是给人民办事的

周绍良丨记腊八粥

2015年11月20日，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讲话中称赞：胡耀邦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他公道正派、廉洁自律，他夙夜在公、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书写了无愧于共产党员称号的人生。

胡耀邦14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苏区著名的“红小鬼”。建国后，他先后担任中国共青团第一书记、中组部部长、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等要职，对腐败行为深恶痛绝。他曾严肃指出，要用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韧性狠狠抓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这件事。对自己和家人，胡耀邦的要求格外严格，他常说:“共产党人是给人民办事的，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

在胡耀邦故居陈列室，有一封胡耀邦1961年11月12日亲笔写给家乡的信，收信人是胡耀邦家乡所在地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公社金星大队党支部书记龚光繁。当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大队建了一座小型水库，但在当地买不到发电机，经大队党支部研究，请胡耀邦的胞兄胡耀福和堂弟胡耀简两人一同去北京，向胡耀邦求助。因为这是给公家办事，路费可以报销。当时，胡耀邦的母亲也在北京居住，所以两人就顺便给老人家捎了一些冬笋和芋头。同时，公社党委也准备了一些家乡的土特产送给老人。

两件事联系在一起，胡耀邦给龚光繁写了一封长信:“不久前，我曾给公社党委详细写了一封信，请求公社和你们一定要坚决劝阻我哥哥、姐姐和一切亲属来我这里……送来的冬笋和芋头，这又是社员用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特别是现在困难时期，大家要拿来顶粮食，你们送给我也做得不对。但是已经送来了，退回去又不方便。只好按你们那里的价值，退回24元钱，交耀简带回去，请偿还生产这些东西的社员。在这里，我一万次地请求你们，今后再也不许送什么东西来了……听说我叔叔的儿子耀焘哥生活较为贫困，我没有能力过多地帮助他，送给他两件旧衣服，请你们转告他，让他好好生产，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至于其他亲属，我实在无力接济，如有人提出再来找我，也请你们劝阻，再三地希望你们搞好社员的生活和全队的生产。”

1962年，胡耀邦到湖南省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哥哥胡耀福闻讯赶来，请他回家吃狗肉，这是胡耀邦年轻时最喜欢吃的菜。可他考虑再三，最终没有回去。胡耀福向他诉说了家里的许多困难，他拿出10元钱给了哥哥:“我是地委书记，要管一个地区的事，家里有困难不要找我，要靠自己来解决。”就这样，他的哥哥嫂子及两个侄子一直在老家当农民。直到胡耀邦逝世，胡耀福全家仍住在低矮破旧的房子里，家中的摆设也非常简陋。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胡耀邦对家人要求非常严格，绝不允许有一点特殊化。1974年，胡耀邦的小儿子胡德华给母亲写信，希望父母为妹妹上学托人找个门路。不久，胡德华便收到了父亲的来信：如果你相信这种没落的东西会永远存在下去，你就不但不配做一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甚至连一名资产阶级进化主义者都不如。胡德华看完信后，再也没有提出过要求，直到1976年，胡耀邦的小女儿才在所在工厂的极力推荐下入了学。1977年，胡耀邦的小儿子大学毕业了，为了不给身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父亲找麻烦，他征得父亲同意后，决定到条件艰苦的外地工作。许多老部下、亲戚朋友们都想让胡耀邦将小儿子调回北京工作，可胡耀邦坚决不同意，直到1986年底，小儿子才转业回到父母身边。

1982年，胡耀邦在担任总书记后不久便召开家庭会议，郑重地对家人说：谁要是利用我的招牌和地位在外面做错事，谁就自己负责任，我是不会出面讲情的。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胡耀邦一家就居住在北京东城区富强胡同的团中央宿舍。1984年，为了警卫工作的方便，他才搬到了中南海附近的一条胡同里。胡耀邦在富强胡同的老房子里一住就是29年，这套房子只在1976年修过一次，大门的漆早已斑驳，也未重新进行油漆。胡耀邦卧室的面积约15平方米，临窗的写字台上，放有3部电话机、一个普通的铁制台历、一副老花镜和十几支铅笔，他生前所用的茶杯竟是一只旧的装咖啡用过的玻璃瓶。床头柜上放着的一只用了十几年的青瓷座台灯，破裂的灯口处包了一层厚厚的胶布。床上的褥子打了许多补丁，枕头则是用一件破旧的白色针织背心缝制的，里面填装的是一些旧布。

来源：检察日报

作者：徐伯黎